丝绸之路上的中亚玻璃器

关键词：凸环纹玻璃碗，何家村唐代窖藏，统一新罗松林寺，奈良正仓院

摘要：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了一件凸环纹玻璃碗，目前研究者多以为是来自伊朗高原的萨珊玻璃器。据我们考证，这件玻璃碗当为唐武德二年（619年）中亚罽宾国贡品之一。这件玻璃碗化学成分为中亚植物灰玻璃，有助于说明这一点。此外，丝绸之路沿线遗址多次发现凸环纹玻璃器，如新疆皮山县木吉乡塔古寨遗址、新疆库木吐拉千佛洞壁画、韩国漆谷郡松林寺统一新罗塔基，以及日本奈良正仓院均有发现，以前一直误以为是萨珊玻璃器。本文将以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凸环纹玻璃碗为切入点，探讨中亚玻璃器如何沿丝绸之路传入塔里木盆地、黄河流域、朝鲜半岛和海东日本。

KEY WORDS: Glass bowl with ring-shaped reliefs, Tang period treasure hoard of Hejiacun, the P inehill temple in Chigok -Gun Korea, Shosoin in Nara Japan

ABSTRACT: In 1970, a glass bowl with ring-shaped reliefs was unearthed from the Tang period treasure hoard of Hejiacun in the southern suburbs of Xi’an. Many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is bowl was originally a Sasanian glassware from Iran. The present research argues that this bowl was one of the tributes from the Kapiśa Kingdom in 619 AD. Results of a scientific test show that the object was made of plant-ash glass. Similar glass bowls have been discovered from many archaeological sites along the Silk Roads, including the Tagujai site at the Moji village in Khotan, the Thousand-Buddha cave of Kumtura at Kuche in Xinjiang, the Pinehill stupa of the Unified Silla Kingdom in Chilgok-Gun of Korea, and the Shosoin of Nara in Japan. All these glasswares has been erroneously suggested as imports from the Sasanian Empire. This research instead argues that these glassware were imported from Central Asia to the Tarim Basin and then to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Korea, and Japan.

考古与文物 2017 年第6期

＊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文物古迹调查》的资助，项目批准号

15JJD780001。

2016年，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助下，我们开启了《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文物古迹调查》研究课题，重点调查丝绸之路沿线遗址出土玻璃器。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了大批金银珠宝，以及一件异国情调的凸环纹玻璃碗。我们最近发现，这件玻璃碗实乃唐武德二年（619年）中亚罽宾国贡品。此外，丝绸之路沿线遗址多次发现凸环纹玻璃器，如新疆皮山县木吉乡塔古寨遗址、新疆库木吐拉千佛洞壁画、韩国漆谷郡松林寺

统一新罗时期塔基，以及日本奈良正仓院均有发现，以前一直误以为是萨珊玻璃器。我们最近对其中两件凸环纹玻璃杯作了化学成分检测，皆为中亚植物灰玻璃。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中亚玻璃器如何经丝绸之路传入塔里木盆地、黄河流域、朝鲜半岛和日本正仓院[1]。

一、塔里木盆地出土中亚凸环纹玻璃器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唐长安城兴化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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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址发现一处唐代高等级文物窖藏，在两个银罐和四个银盒内藏有大批金银器、玉器、玻璃、宝石，以及外国金银币等上千件文物，今称“何家村唐代窖藏”。这个唐代宝藏唯有一件玻璃器，出土时放在一个三足提梁银罐内，显得弥足珍贵。口径14.1、高9.8厘米，淡黄色，透明度较好，直筒形、深腹、平底，器腹外壁有凸环纹装饰，器盖墨书称之为“琉璃椀”（图一，1）[2]。目前研究者多以为这件玻璃碗是萨珊玻璃器[3]，但是从未对它作过化学成分检测。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 A. Stein）在新疆和田塔古寨（Tagujai）遗址采集了许多玻璃器残片，薄厚不一。有的薄如纸片，有的口沿加厚；颜色丰富多彩，有淡黄色、深绿色、彩虹色等。有些碎片带贴花或缠丝，部分残片带手柄或雕花装饰，斯坦因认为犹如罗马玻璃器[4]。2017年3月，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到大英博物馆库房调查新疆古代玻璃器残片，在斯坦因收集品

中发现1件淡黄色凸环纹玻璃残片（图一，2）[5]。

这个玻璃残片出自新疆和田皮山县木吉乡塔古寨遗址，与何家村唐代窖藏玻璃碗的颜色和纹样相同[6]。

20世纪70年代，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的古玻璃专家罗伯特·布里尔（Robert Brill）到大英博物馆检测了斯坦因收集品中13件玻璃器残片。恰好包括这件玻璃残片，检测结果为中亚植物灰玻璃（编号8085）[7] 。2017年4月，我们到西安考察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凸环纹玻璃碗，并与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人员联合检测了它的化学成分，检测结果亦为中亚植物灰玻璃[8]。此外，塔里木盆地北缘库车西北库木吐拉千佛洞壁画也发现凸环纹玻璃器。1975年，由水常雄在他的《玻璃工艺》一书引用了一张库木吐拉千佛洞金翅鸟窟壁画所绘凸环纹玻璃杯照片（图一，3）。这幅壁画的画面已残，玻璃碗捧

在手中，敞口，圆唇，束颈，腹微鼓，外壁饰

图一 凸环纹玻璃器

1.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

2.新疆和田塔古寨遗址

3.库木吐拉千佛洞壁画所见凸环纹玻璃器

缠丝凸环纹[9]。所谓“金翅鸟窟”，是德国吐鲁番考察队成员勒科克（A. von Le Coq）的石窟编号（今编库木吐拉千佛洞第23窟）。有学者认为，这幅残存洞窟壁画绘于公元8世纪[10]。不过，库木吐拉千佛洞第23窟壁画属于“龟兹风格”，年代当在公元6～7世纪中叶[11]。该洞窟壁画绘有公元7世纪初流行的凸环纹玻璃器，有助于证明这一点。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研究者经常把宁夏北周李贤墓出土凸钉纹玻璃碗（图二，1）、新疆森木萨姆千佛洞出土贴饼纹高足玻璃杯（图二，2）的“凸钉”和“贴饼”[12]，与何家村唐代窖藏凸环纹玻璃杯的“凸环纹”混为一谈[13]，实际上三者制作工艺不尽相同。大英博物馆中东藏品部负责人辛普森（St John Simpson）博士，是当代萨珊玻璃器研究领域权威人士。他近年连续发表两篇论文，对萨珊玻璃器进行综合研究。由此可知，波斯本土或周边地区从未发现过任何凸环纹玻璃器[14]，目前经成分检测的2件凸环纹玻璃器皆为中亚植物灰玻璃，因此，凸环纹玻璃器当为中亚玻璃的典型器。

丝绸之路上的中亚玻璃器——兼论中亚玻璃器向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之传播

文化交流

106图二

1.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萨珊凸钉纹玻璃碗

2.新疆森木萨姆千佛洞贴饼纹高足玻璃杯

二、韩国漆谷郡统一新罗松林寺出土

中亚凸环纹玻璃杯

唐初朝鲜半岛呈高丽、后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之势。高丽常与百济联合，攻打新罗，因此，新罗屡次向唐求助。公元668年新罗联合唐朝灭亡百济和高丽，不久双方爆发战争。唐朝迫于西部与吐蕃作战的压力，不得不放弃百济故地，新罗最终获得平壤以南的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由此进入统一新罗时代（668～901年），东北亚也随之进入和平稳定发展的新时期。于是，新罗使者和僧侣频繁活动于丝绸之路沿线诸国，许多西方金银器和玻璃器随之传入朝鲜半岛。

1959年，韩国庆尙北道漆谷郡松林寺维修时，在统一新罗时期（约668～901年）五重塔的塔基内发现1件凸环纹绿色玻璃杯（图三，右；图六，1），置于一个高约14.2厘米的金铜殿阁形舍利器内（图六，2），现藏大邱国立博物馆。这件玻璃杯高7、口径8.4厘米，口沿

外侈，圆唇，淡绿色透明，外侧有三段十二个凸环纹装饰。这件玻璃杯的器型和纹样与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凸环纹玻璃碗大同小异，只是颜色不同。新疆和田塔古寨遗址出土绿色玻璃残片与之颜色相似。据由水常雄所绘线图，统一新罗松林寺出土玻璃杯与目前所知凸环纹玻璃杯不完全相同，底部还有一个圈足[15]。从彩色照片看，这个圈足的颜色与玻璃杯体颜色不同，疑为后配之物。

早在公元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就有外交使团出访中亚粟特王国。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城遗址粟特宫廷壁画（Afrasiab 城址23地点1号室西壁）绘有两位高丽客使，袖手而立，腰佩长剑，头戴鸟羽帽[16]。他们正与突厥、中亚、吐蕃和中国使团一道，向撒马尔干城火祆教神庙娜娜女神觐献贡品（图四，1）。1994年，俄罗斯考古学家马尔沙克（Boris Marshak）撰文《撒马尔干阿弗拉西阿卜“客使厅”壁画的图像程序》。他认为，这幅公元8世纪粟特宫廷壁画西壁残缺主像当为火祆教娜娜女神，表现康国王拂呼缦权力的各种来源。如西壁用外国使团表示对神祗与正义的保护，北壁展现中国人的力量和生活方式，这是他政治上和商业上的合作伙伴；南壁表现王朝的祖宗信仰，用新年出行来体现；可惜东壁已残，估计所绘壁画是天下四方的神祗[17]。

然而，《新唐书·西域传·康国》记载：“高宗永徽时（650～655年），以其地（指康国）为康居都督府，即授其王拂呼缦为都督。”[18]那么，粟特王拂呼缦在位年代实乃公元7世纪中叶，而非公元8世纪。据日本学者冈本孝考证，康国王拂呼缦之前有粟特王屈术支（626～637年），其后则有粟特王笃婆钵提（696～697年），那么，粟特王拂呼缦在位年代当在638～695年（贞观十二年至证圣元年）[19]。

关于粟特宫廷壁画所绘“中国使团”，研究者有不同解读。苏联学者别连尼茨基（Aleksandr Belenitsky）最早提出“唐朝代表团”之说；另一苏联学者阿尔巴乌

姆（L.I.

图三 韩国漆谷郡统一新罗松林寺塔基出土中亚风格凸环纹绿

玻璃杯、高铅玻璃瓶

107

丝绸之路上的中亚玻璃器——兼论中亚玻璃器向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之传播图四

1.撒马尔干城粟特宫廷壁画

2.

章怀太子墓壁画的高丽或新罗客使

图五 撒马尔干城粟特宫廷壁画所绘突厥汗国使团和高昌王国使团

Al'baum）则认为是中国或“东突厥斯坦”使团。由于这些使者身着唐装，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段文杰同意唐朝使团之说[20]。问题是，中外文献从未提到唐朝向中亚粟特王国遣使贡献。我们注意到，这些身着汉服的客使，头戴襥头，以葡萄为贡品，当为吐鲁番盆地的麴氏高昌王国使团（图五）[21]。这个西域小国为汉族地方割据政权，隋末唐初为西突厥汗国的附庸国，贞观十四年（640年）灭于唐朝[22]。既然如此，那么，高丽使团出访中亚粟特当不晚于7世纪中叶。统一新罗松林寺出土凸环纹绿玻璃杯也许是这个高丽使团从中亚带回朝鲜半岛的。这是第一种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松林寺统一新罗塔基出土凸环纹绿色玻璃杯内还有一件绿色玻璃舍利瓶，高6.3、腹径3.1厘米，经成分检测为中国产高铅玻璃（图三，左；图六，2、3）[23]。这件玻璃瓶与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高铅玻璃盒（图六，4）材质和颜色相同，应当出自中国工匠之手[24]，那么，这件凸环纹玻璃杯也许是随中国高铅玻璃瓶一起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25]。这是中亚凸环纹玻璃杯如何传入朝鲜半岛的第二种可能性。

1971年，陕西乾陵发掘唐章

怀太子墓时，在墓道东壁发现一幅《客使图》壁画，通高185、长247厘米，描绘唐朝鸿胪寺官员接待外国使节的场景。《旧唐书·章怀太子传》记载：“文明元年（684年），则天临朝，令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往巴州检校贤宅，以备外虞。神勣遂闭于别室，逼令自杀，年三十二。”[26]故知这幅壁画绘于公元684年。据研究者考证，这幅壁画按照贡使国家所在方向作画，西域诸国画在墓道西壁，辽东高丽诸

国画在墓道东壁。后者由南至北第二人，头戴羽毛帽，有二鸟羽向上直立，身着大红领长白袍，脚穿黄靴；拱手躬身，毕恭毕敬（图四，2）。《新唐书·东夷传》记载：新罗“王服五采，以白罗制冠，革带皆金扣。大臣青罗冠，次绛罗，珥两鸟羽，金银杂扣，衫筒袖，裤大口，白韦带，黄革履”[27]。那么，这两位头戴羽毛帽的外国客使当为684年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国使节[28]。

由于这件玻璃杯未经成分检测，目前尚不清楚它究竟是中亚产品，还是中国或朝鲜半岛的仿制品。据美国东方古玻璃专家布莱尔（Dorothy Blair）调查，朝鲜境内出土过环纹玻璃残片，所以他提出这种环纹玻璃可能是朝鲜本国生产的[29] 。王义康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唐代前期，沟通中西方贸易的粟特商人，足迹己至亚洲大陆的东端—中国辽东地区。史书记载,宋庆礼任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都督

文化交流

108图六

1.统一新罗松林寺凸环纹绿玻璃杯 2、3.高铅玻璃瓶

4.西安隋李静训墓高铅玻璃盒

时,曾经‘招辑商胡,为立店肆’。萨珊风格的环纹玻璃器在中国北部境内流传的线路呈现由西向东的趋势,与粟特人的活动踪迹是一致的。朝鲜半岛发现的环纹玻璃与日本的情况类似,应是经过中国大陆输入。”[30]

佛家崇尚七宝，包括金银、琉璃（玻璃）、玻璃（水晶或蓝宝石）、砗渠、赤珠（红珊瑚珠）和玛瑙，屡见于佛塔地宫。佛家所谓“琉璃”通常指人造玻璃[31]，那么，韩国漆谷郡松林寺统一新罗塔基出土中亚风格的玻璃杯也许是新罗僧人传入朝鲜半岛的。新罗消灭百济和高丽后，完成了统一大业，并阻止了唐朝东征，新罗人自以为得到佛法保佑，因而奉佛尤甚。有唐一代，新罗不断有留学生与学问僧入唐。比如新罗高僧义湘（约625～702年），在唐学华严宗，一时负有盛名，唐咸亨二年（671年）归国，华严宗因之传入统一新罗王国[32]。另一新罗名僧慧超（约704～783年），自长安出发，巡游天竺。回长安后，撰写《往五天竺国传》，是有关西域史地的重要著述[33]。如前所述，中亚凸环纹玻璃器主要流行于公元7世纪，那么，韩国松林寺统一新罗塔基出土

凸环纹玻璃杯的传播路线还有第三种可能性，也即公元671年由新罗高僧义湘从中国带回朝鲜半岛。

三、奈良正仓院藏中亚风格的

凸环纹蓝玻璃杯

公元7世纪中后期，东北亚政局的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出现了唐朝、新罗、日本各据一方的鼎立局面。新罗主动遣使日本，打破了关系僵局，使两国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友好局面。在与唐朝结束战争后，新罗继续承认唐朝在东北亚的宗主国地位，奉其正朔，用其年号，积极吸收唐朝文化，两国关系逐渐缓和，

并最终实现了正常化。统一新罗时期，日本入唐学问僧、留学生通过经由新罗回到日本，又把唐朝的文化、制度等传播到日本列岛。通过新罗王国的中介作用，就把公元7世纪后期唐朝、新罗、日本三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34]。

奈良正仓院藏凸环纹蓝玻璃杯就是在这一历史

图七 奈良正仓院藏中亚风格的凸环纹蓝琉璃杯

图八 正仓院藏中亚风格的凸环纹蓝琉璃杯和龙纹银底座线图

109

背景下传入日本的。

这件中亚风格的玻璃杯，口径8.6、高11.2厘米，重262.5克。圆唇、侈口、筒形腹、圆底，杯体有21个凸起的圆环纹装饰（图七、八）[35]。正仓院原为奈良时代东大寺用于管理寺院财宝的仓库，始建于公元8世纪后半叶，现在由日本政府内阁府宫内厅管理[36]。不过，研究者一致认为这件凸环纹蓝玻璃杯年代较早。1984年，安家瑶撰文：“日本正仓院保存一个七世纪的蓝色环纹高柄杯，足柄是银制的。朝鲜庆州松林寺砖塔出土1件环纹玻璃杯，虽然在器形上与何家村窖藏玻璃杯不一样，但工艺及装饰手法是类似的，都是吹制成型，并在器壁上用热玻璃条缠出环纹做为装饰。这一批玻璃器可能都是来源于伊朗高原，这样何家村窖藏的玻璃杯的年代有可能提早到七世纪初。”这个年代判断与我们的考证不谋而合。安家瑶还引证小林行雄之说，认为奈良正仓院藏蓝玻璃高足杯的化学成分为钠钙玻璃[37]。

2005年，干福熹院士引由水常雄之说，也主张这件凸环纹玻璃杯是公元7世纪中叶萨珊玻璃器[38]。我们查阅了小林行雄日文原书，该书说这件碧琉璃杯（包括银制杯脚在内），通高10.9、口径9.7厘米（这个数据与前引奈良国立博物馆编《第六十四回正仓院展》提供的尺寸略有出入）。在《正仓院御物图录》中有这样的记载：这个玻璃器呈绀青色（即琉璃色），形制上与今日的带脚杯类似。杯的外侧饰以22个环形装饰，这种环形的装饰物是在杯子制作完成后用与杯子同质同色的玻璃贴附而成。该书还引用朝比奈贞一的描述，说此杯颜色为紫绀色或蔚蓝色，与日本的标准色中的17-12-4近似。全杯皆可见气泡而尤以杯口边缘为多。杯口沿处厚为3～4毫米。杯外侧呈上下三段式附着的22个玻璃凸环应是将粗约3毫米的玻璃棒融成环形然后融着在杯身上的，可以看见每个玻璃凸环与杯身的接口处都很明显。不过，小林行雄在书中只提到这件蓝玻璃杯为“碱石灰玻璃”，没有提供氧化钾等化学元素含量[39]。由于罗马、萨珊——伊斯兰和中亚玻璃器皆为钙纳玻璃（或称“碱石灰玻璃”），不检测氧化钾等具体化学成分则无法知道确切产地。目前研究者将正仓院藏凸环纹蓝玻璃杯断为公元7世纪中叶是正确的，但是将产地定为萨珊波斯则缺乏证据。尽管目前尚不清楚这件蓝玻璃杯的化学成分，但从艺术风格看，当出自中亚工匠之手。不过，正如研究者指出的，这个玻璃杯的银座应是唐朝工匠后配的[40]。子曰：“礼失求诸野。”奈良正仓院藏中亚风格的蓝玻璃杯为我们探讨中亚古代玻璃工艺提供了又一实物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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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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